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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國反腐倡廉工作目前公眾參與度還不高，原因之一就是公民舉報保護制度未建立。專家提出，國家應儘快出台《舉報法》，為保護舉報人，必要時，國家應對關鍵證人進行身份重置。
　　舉報人身份重置制度在一些國家的確已經推行，並且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。例如，美國“馬歇爾項目”開始以來，有超過7500個證人和9500多家庭成員進入項目安排並受到保護，由“馬歇爾項目”辦公室重新安排居住地和發放新的身份證件。香港現行的《證人保護條例》的主要內容就是“為證人另立新身份”。但是，在我看來，這並非現階段最重要的事情，我們制定《舉報法》，核心問題在於讓公權力有所作為，以及將公權力關進籠子里。
　　在西方一些國家，舉報人身份重置主要是面對那些黑社會、恐怖犯罪的舉報人、證人，在我們國家當然也存在這些犯罪，但這其實要耗費大量的資源，在目前是否具有可行性值得探討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們證人、舉報人受到打擊報複的，主要是官員和公權力，最急迫的是要讓公權力有所作為，和限制公權力。如果因為舉報公權力免受打擊報複，不但舉報人受到打擊報複大大地減少，而且“民以吏為師”，其他類型的犯罪分子也不敢輕易打擊報複舉報人、證人。
　　首先，公權力要具有能動性，要有所作為。《刑事訴訟法》修正後，增加了對證人保護的多項規定。例如，法律規定“人民法院、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。”同時，對於對證人及其近親屬進行威脅、侮辱、毆打或者打擊報複，法律還規定“構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責任；尚不夠刑事處罰的，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。”但現實中，這些規定的落實都不容樂觀，一些舉報人的姓名和個人信息，不但不保密，反而經過層層批轉，最終落到被舉報人手中;還有些舉報人歷經千辛萬苦，在成功舉報貪官後，卻被本單位開除，甚至被毆打、傷害，公檢法機關卻坐視不管。
　　其次，保護舉報人，還須限制絕對的權力。一些舉報人舉報貪官後，不但貪官沒有被查，反而自身被公檢法機關拘禁、判刑。比如李國福舉報原安徽省阜陽市潁泉區區委書記張治安，司法機關沒有查處張治安，反而張治安指使區檢察長汪成羅織罪名將李國福關押，最終李國福慘死看守所。再如，最近落馬的雲南省副省長沈培平曾指示公檢法辦案時說：“舉報人抓了，給他們判刑，抓錯的也要抓，判錯的也要判。”2010年1月，赴京上訪者張正華果然因非法拘禁罪、非法游行罪入獄兩年。
　　所以，對於保護舉報人，目前最重要和最急迫的是規範公權力。一方面，要出台相應的法律，讓負有職責的司法機關負起擔當保護舉報人的職責，對於泄露舉報人信息以及坐視舉報人打擊報複的，要嚴厲懲處;另一方面，則要建立起監督和制約機制，讓官員無法輕易打擊報複舉報人，更不用說動用司法力量來打擊舉報人。至於“舉報人身份重置”等制度，可以先交公眾討論，如果條件成熟，也不妨實行。
　　楊濤（江西檢察官）　　（原標題：保護舉報人，核心在於規範公權力）